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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另一边

    黄志忠已经安排人把联络处该转移的材料进行了转移，再关闭联络处，所有的关系一律转为地下，所有露过面的人全部撤往大后方。

    他本人则是做好了留下来的准备。

    一来是因为手上还有很多资金，需要他来调配。

    无论是给新四军购买物资，还是红党潜伏人员资金保证。

    二来是因为手上那部电台必须有人守护。

    要知道，此刻红党在上海的电台总共就没有几部，必须保存好，有需要的时候能及时传递情报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之前完全铺开的小报，只能迅速收缩。

    一部分印刷机被运往后方，只留下几个小报报社被转移至法租界继续出版。

    11月9日下午到晚上，他都躲在自己位于霞飞路永宁巷21号的安全屋内，盯着电台，等待上海的局势变化。

    就在晚上8点，电台发出“滴滴答答”的响声。

    是延安来电！

    他迅速戴上耳机，记录电文，译电后看到了内容。

    “黄志忠同志，请即刻启程撤退至重庆，领导红党重庆办事处，电台和资金存放于永宁巷21号安全屋床板下方即可。望舒。”

    看到电文内容后，他按了一下按键，发了一个短信号。

    一个信号回应自己已经收到。

    他不敢回复一句完整的内容，担心被定位。

    按照各方电讯侦测的能力，要定位一台电台至少需要发一分钟以上电文，并且需要多台定位设备，才能把电台范围缩小在百米范围之内。

    不敢耽搁，将电台、黄金和10瓶链霉素放入床板下方，然后带上行李箱，迅速出门。

    出门后，直奔谨记桥，跟着离开上海的难民朝西南方向撤离。

    他知道，组织上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。

    毕竟他之前是红党办事处对外联络负责人，身份是明牌的。

    即使自己改头换面，被认出来也不是不可能。

    好在自己进入安全屋之前已经做过伪装，现在的安全屋是安全的，组织上肯定会安排人把黄金和电台转移走。

    而与此同时，许伯年也收到了延安的电文，让他择机前往永宁巷21号取黄志忠留下的物品和资金，东西在屋内床板下。

    第二天。

    许伯年没有直接去永宁巷21号。

    这是规矩，任何时候都不能直奔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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